这些年，高考改革在全国渐次推开。包括2014年就公布试点方案的浙江与上海，截至目前，已有天津、北京、青海、江苏、海南、西藏、宁夏、广西、广东、甘肃、黑龙江、辽宁、贵州、河北、山东、湖南、贵州、江西等在内的20个省份陆续出台高考改革方案，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时间集中于2014年到2019年。

归纳起来，这些省份的高考改革方案有不少共同之处：在考试方面，不分文理，实行必考科目与选考科目的“3+3”模式;一年多考，外语和选考科目可报考两次;在招录方面，合并本科录取批次成为大趋势;遵循两依据、一参考，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，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。

明年，浙江省将迎来试点改革后的第一次“新高考”。高考改革的试点实践中有何收获和难题?高招录取又有哪些变化?本版推出“关注高考高招改革”系列报道，先来看看早走一步的浙江教与学的变化。

跨过文理科的分界线

从学校开完家长会回来，施妈妈松了口气：高考改革了，再也不用犯愁女儿施灵该选文科还是理科了。高考分科的事儿，曾让她和大儿子施杰吵过很多回。儿子在2009年参加高考，当时，他的物理和地理成绩都很出色，化学和政治成绩却很糟糕，妈妈想让他读理科，但最终，儿子还是固执地选择了文科。“现在女儿在读高一，虽然也有些偏科，但她不用纠结，可以在7门课里任意选择3门参加考试。”

施妈妈家住浙江永康，在这个地处浙江中部的县级市，永康市第一中学是唯一一所浙江省一级的重点中学。“两个孩子很争气，前后脚考进一中。”施妈妈的语气里满是骄傲。

曾被文理分科困扰的不只施妈妈这一个家庭。高考改革后，除了语文、数学、外语这3门必考科目外，学生可以在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思想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技术7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，自主选择3门作为选考科目，计入高考总分。现在读高二的学生，将成为第一批“吃螃蟹的人”。

据统计，在永康一中的640名高二学生中，目前有404名同学都跨文理科选择高考考试科目，占到了学生总数的六成以上。“这应该是高考改革带来的最实际的突破之一。”副校长吴文广说。

打破固定班级限制

徐盼盼就是这所中学里跨文理科选考的1/404，她选择了自己擅长的化学、历史和政治。“以前我们都在一个班级里上课，现在每个人的课程表都不一样。”她告别了原先的同桌，开始了走班制的学习。

“7选3”带来了35种课程选择“套餐”，固定课表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化课程表和走班制。

2015年7月，入学一年的学生基本确定了要参加选考的3门科目。“开放选择后，640个孩子报上来的选择五花八门，多达34种，很多都只有一两个人选。”吴文广说。在最大程度满足学生的前提下，学校整合了一部分选择，确定了27种“套餐”。

入学时的16个班被打破，新形成了14个教学班，每个班大约有30人—48人。3门课程选择都相同的孩子被安排在前9个教学班，2门相同的孩子分配到了5个教学班，另外2个空教室是特地留出来的，“没有课的时候可以自己去空教室里自习。”徐盼盼说。

考试机会和选择多了

根据浙江省公布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，外语和选考科目“一年两考”，选其中1次成绩。这意味着，高考不再等同于“一考定终身”。

外语每年安排两次考试，1次在6月与语文、数学同期进行，考试对象限于当年高考考生;1次在10月与选考科目同期进行。选考科目每年安排两次考试，分别在4月及10月进行，每科最多报考两次。

徐盼盼没有参加去年10月的第一次选考。“大部分内容还没学完，如果没有考好，反而给自己添堵。”她想看看考试真题，认真准备第二次选考。

浙江省的选考科目采取“赋分制”的计分方式：成绩按等级赋分，以当次高中学考合格成绩为赋分前提，高中学考不合格不赋分，起点赋分40分，满分100分，共分21个等级，每个等级分差为3分，不同等级的人数比例不同，整个分数分配呈现两端小、中间大的橄榄形。(详见图表)

学校高二学部主任王新晓有26年教龄，也经历过浙江高考的诸多调整。在他看来，虽然新高考要求选考科目与专业挂钩，但与现行文理分科的情况相比，大家的专业选择面更广了，选择空间也更大了。

早在2015年3月，2017年拟在浙江招生的约1400所高校，就已公布涵盖2.37万余个专业(类)的专业选考科目要求。各高校专业(类)提出的选考科目范围最多3门，考生只要有1门选考科目符合高校设限要求即可报考。

“小白鼠”如何不迷茫

“我觉得自己就像‘小白鼠’，有些迷茫”，谈起高考改革，施灵脱口而出。虽然高考对她来说是两年之后的事，但她要在这个7月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：选择哪3门选考科目。

“家里人对新的高考方案一知半解，自己也不知道未来想干什么，妈妈和哥哥的意见永远不统一，只能哪几门考得好就选哪几门了。”她和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将考试成绩作为选择依据，心里却仍有顾虑：万一只是这次考试碰巧成绩好怎么办?自己到底擅长和喜欢哪些科目?大学应该选择什么专业?显然，在这道人生规划的选择题面前，一年的学习生活没有让施灵得出答案。

学校老师也知道，他们试着邀请各行业校友回校分享经验，建立实习基地、创新中心等让学生进行职业体验，请大学老师开设讲座等，但并没有让学生解渴。“和大城市的学校比，我们在这方面的资源挺欠缺的。”一位老师说。

对徐盼盼这样的高二学生来说，选考科目早已尘埃落定，更令她苦恼的是眼下的学习。她主动报名了4月举行的第二次选考，可班级气氛却不太理想：有好多同学不参加这次考试，不忙着复习。早自习的铃声响了，她坐在课桌前，却总是静不下心来，“考试的机会多了，但选考学考同时进行，作业量的负担挺重的。”徐盼盼有些害怕却又期待着明年4月的到来：2017年4月后，她将结束所有选考科目的考试，到时就可以全身心投入语数外的课程复习中。

资源难题怎么解决

学生的选择多了，可学校的配套资源却有些捉襟见肘。教师、教室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短缺。

以往的高考模式使得学校的教师资源相对稳定，但选择一多，不确定性就大了。“比如，今年选择历史为选考科目的学生特别多，现有的历史老师不够，我们去招了一批新老师，那么如果明年选历史的学生特别少，不需要这么多老师了，怎么办?总不能让老师闲着吧。”学生选课和教师需求的“潮汐现象”，令校长华康清很苦恼，“高考改革的大方向肯定是对的，但实践起来确实遇到了一些难题。”

对于一个县级中学来说，满足35种课程“套餐”中的27种已属不易。目前学校教师人数有限，高考改革后，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明显变大。现在，除了教授语数外科目的教师还是与以往一样负责两个班级的教学外，其他科目的教师，最多的要负责5个教学班。

也有一些学校由于师资等限制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，只开放固定“套餐”，“实际上就是变相分科”，一位老师说。

教学管理如何优化

付增民是高二(8)班的班主任，也是有着15年教龄的数学老师。这个班级里的学生选择的3门选考科目是思想政治、历史与地理，等同于现行高考下的文科生。学生们的压力分散了，他的压力反而大了。

走班制打破了原先的固定班设置，给许多类似交作业这样琐碎的小事带来了难度，更别提班级管理了。“同学们的步调不一致，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都有差距。”付增民表示。组织考试也不简单，“3门必考科目与7门选考科目都要开考场，考试时间长度也不一样。”王新晓说。

付增民以前教文科班的数学，新高考以后，数学不再区分文理科，“对于我们班的孩子来说，数学本来就可能是弱项，这回内容和难度都增加了。”班里不少孩子在数学上花费了很多时间，仍然向他抱怨数学难，成绩提高并不显著，“对我来说，在数学的教学深度和广度上也要重新把握。”

文科类综合考试以往得满分的可能性极低，选考的“赋分制”使其成为可能。这个变化让有些老师觉得，“赋分制”缩小了学生间的区分度，造成了高端人才的扁平化。

离明年的“新高考”越来越近了，付增民们和徐盼盼们既期待又有些忐忑。(文中学生均为化名)